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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图看成中国经济的体检表，那么其中一个陡然向下的箭头不得不引起注意。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10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8.3%，有媒体称，这个数字创2000年以来最低水平；其中民间投资增速仅为2.9%，较之5年前同期的25.2%，堪称“断崖式下跌”。
民营企业怎么了？“不能光看宏观政策如何，还要听民营企业家的真实感受。”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决定走到企业家中间去听一听、看一看。
2016年年初，他与中国社科院教授冯兴元发起了“中国民营企业税负问题研究”的调研，历时近一年，专家课题组团队先后赴贵阳、武汉、杭州、大连等4个城市的民营企业中进行调查。
政府频出招为企业减负
事实上，作为供给侧改革的五大任务之一，为企业减负已成为共识。这一点，从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看见清晰的政府意图及减负诚意，“适度扩大财政赤字，主要用于减税降费，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
不同于以往的“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2016年首次提出“降低宏观税负”，承诺“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目的是要帮助企业家们把口袋里的真金白银省下来。
按照预计，全面实施“营改增”，取消违规设立的政府性基金等政策将直接给企业和个人卸下一年5000多亿元的负担；同时，国务院决定从5月1日起阶段性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费率和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加上此前已经降低的其他费率，预计每年可降低企业成本1200亿元以上。
一系列减税清费的政策下，中国宏观税负在经历一段时期上升之后，稳定在29%左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口径，2014年、2015年我国宏观税负均为29.1%，低于世界平均38.8%的水平。当然，税负高低，因为统计口径不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
李炜光把2005年~2014年10年间中国税收收入按照企业类型来分析，发现一个现象，在总税收逐年攀升的趋势下，国有企业的税收贡献率整体呈下降趋势，而非公经济税收贡献率却在持续上升，特别是2009年以后，几乎一年一个台阶，由2.75万亿元上升到2014年的6.66万亿元，占比达到51.43%。于是，他把注意力逐渐集中在民营企业群体上。
座谈会变成了“诉苦会”
李炜光发现，关注民营企业生存状况的调查不多，且大多是官方发起的。他想搞一次 “老百姓自己的调研”。
为此，这次由多名学者发起的调研不能只有程式化的调查问卷和冷冰冰的数字统计，请民营企业家和学者一起座谈聊天“听听真心话”，是调研过程中很重要的环节。
令李炜光惊讶的是，座谈会常常变成“诉苦会”。一位在商界摸爬滚打近20年的女企业家谈到经营多年的企业，最多再撑一个星期就发不出工资了，忍不住失声痛哭，“感觉太难了，实在撑不下去了。”
这是一家已具有相当规模、生产起重设备的机械制造企业，也是经济下行中受影响最大的一类企业。李炜光说：“在这波经济下行的大潮中，规模大、造价高、重资产的制造类企业受冲击非常大，其中重工业受摧残最甚。”
为了保住自己苦心经营十几年的企业，这位女老板把所有的积蓄都投入进去，还因为一心扑在企业上忽略了家人，“把家都牺牲了，却什么也没给自己留下。”
更让她愧疚的是，为了企业转型发展，她把海外留学后在国外大公司拥有高薪职位的女儿叫回国帮忙，“当初是我命令她回来，承诺给她每个月1万~2万元薪水和家族企业的美好前景，可现在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女企业家的哭诉并非个例。
参与调研的民营企业分布在中国的东、中、西及东北四大区域，杭州、武汉、贵阳和大连作为各区域的代表城市，基本上每个地区至少调研30个企业，覆盖了国家统计局划分的12个大行业，“不能说代表整个中国，但确实有一定典型性”。
调研中发现，一些企业苦苦硬撑，有的靠偷税漏税苟延残喘，有的把资产转到国外，留在国内的企业成了空壳。这种情况在华北地区有不少，东北和中部地区更多。
李炜光与企业家们接触后深切地感到，在经济下行期，很多民营企业家受到冲击。“如果民营企业家群体感觉看不到希望，对中国经济发展将很不利。”李炜光说，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必须要靠人而不是靠钱堆起来。
87%的企业家感觉税负很重和较重
民企经营难与税负有多大关联？李炜光画了两根V型线，以便让问题的症结清晰可见。
他选择1978年至2015年，从一个更长的时间段分析中国经济发展脉络。在这样一个时间背景下，其中一根代表中国整体GDP走势的线，其间有过几次波峰起伏，但大致走向如同倒过来的V字；而另一根代表企业宏观税负的线，呈现正V字的走势。
正反两个V叠在一起反映了当下企业的境遇：在经济下行趋势下，较重的宏观税负成为企业“不能承受之重”。
如果说用数字表达税负高低，是一种客观呈现；那么谈到税负轻重，往往掺杂了更多主观感受，被称为“企业税负痛感”，也就是说，同样缴10个点的税，有的觉得还行，有的则感觉撑不下去了。
占中国企业9成以上的民营企业，税负痛感更强，这在调研中的几组数据里显露无遗：87%的企业家认为税负很重和较重，认为税负可以接受的仅占8%，而认为较轻和很轻的仅占1%。“反映出我国总体税负水平可能已经严重拖累了企业经营。”
那么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率是多少呢？按照新的“四本预算”的算法，去除其中重叠的部分，大体在37%左右，而目前政府税收收入的90%以上是由企业缴纳的，正如税务专家指出的，我国企业税负与宏观税负之间有高达90%的相似度。
另外，企业税负也可以用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数中的“企业总税率”来衡量。所谓“总税率”，指的是企业税收和各种强制性缴费，包括所得税、劳务税(五险一金)、转嫁不出去的流转税负担，以及其他各种税费占商业净利润的比例。
在中国，企业总税率在2012年以前大体处于世界中等水平，2012年至2013年间骤然上升，这之后3年的总税率分别是68.7%、68.5%和67.8%，逐年微有下降，但处于世界高水平，高于高收入国家，也高于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2016年的数据目前已公布，中国重回68%，说明今年以来为企业减轻税费负担的努力成效有限。
查看2016年中国总税率68%的具体构成，其中10.8%为利得税、48.8%为劳务税、10.8%为其他税；由此可见，占比较大税费负担为劳务税，即公司作为雇主为雇员配套缴纳的“五险一金”支出，在2016年，是世界平均水平16.3%的3倍。
李炜光说，目前在我国除新兴行业以及金融等领域外，大部分企业的利润率不过10%上下，平均百分之六七十的税费占比足可以让大多数民营企业陷入困境，“其实这也是我国当前经济持续低迷的一个原因。”
第二产业税负大大超过第三产业。调研组成员臧建文调研时有一个明显的感受，网店和实体店税负严重不均，同样是经营主体，对于“互联网＋”时代快速兴起的电商，我国尚未健全税制。在杭州，就有服装电商负责人反映，“别人都不交，只有我交，不就吃亏了吗？
存在重复性收费、设计不合理等问题
调研发现，企业家认为不合理的税种，较多地集中在城镇土地使用税和与房产相关的税，这构成企业较大的成本困扰。企业家另一项不满意的税是企业所得税。此外，征税程序和税制设计上存在的问题对企业的困扰超过税率的影响，说明我国企业家对税负的感受没有停留在直观层面，而是看到税率之外其他因素的影响。许多企业家表达了对未来我国税制法治化的较高期待。
另一个现象是，营改增对企业本是个利好，但有部分企业表示，税负不减反增。在调研的企业中，有57家企业经历了营改增变化，其中有36家反映税负提高了。
反映营改增后税负提高的企业，主要分布在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保险业、医药行业、农产品加工业、住宿和餐饮行业等。主要原因是部分行业进项税额难以取得、融资成本不允许抵扣进项税额、金融业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税款抵扣环节未能打通、金融商品年末买卖价差不允许结转下一会计年度，以及税改后出现税负叠加现象，导致税负结构不合理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大了企业负担。
还有企业家抱怨“五险一金、残保金、水利建设金等的缴纳”存在较大压力，一些企业在没有赚到钱的时候还要缴纳税收，便觉得很冤枉且失去纳税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糟糕的纳税体验，也影响着企业家的纳税积极性。课题组成员张林分析实地调研的问卷结果时发现，24%的企业家认为与税务部门交涉时间较长，44%认为需要向税务机关支付非正常费用。某液压设备公司负责人反映，2005年建厂时，一个小小质检员，验收完混凝土建筑就要拿走200~300元，而这样一个质检员每天要跑数十个工地。
李炜光用经济学上的“死角损失”解释建立轻税结构的必要性。因为征税，市场实现的消费者盈余和生产者盈余都变小了，大部分变成税收交给了政府。另外，消费者和生产者还有一部分损失掉的市场盈余，政府本来可以拿到却没有拿到。这部分损失，经济学上叫“死角损失”。有“死角损失”存在，所以我们的税收来源不稳定，企业家预期不乐观。因为只是生产者盈余损失掉了，企业还有活路，如果征税过分了，就会出现“死角损失”，也就是生产者和消费者损失了，而政府也得不到。这时候经济增长的前景就不乐观了，这就是现在很多非公企业(大部分是民营企业)面临生存难题、政府税收下降居民收入却难以提高、消费疲弱三重困境的主要原因。
李炜光说，“死角损失”是经济学上的一个重要发现。现代市场经济中，交易可以创造财富，所以有一种说法，就是交易可以“无中生有”地增加财富，而现在由于税收“死角损失”的存在，就是“无中生有”的反面，属于“有中生无”了。
李炜光认为，如何在今后的税制改革中更多地体现与市场经济更加适应的轻税思维，既不增加整个宏观税负的水平，也不增加企业税负，是需要深入思考的一个重大课题。
